《生命册(书号:12617)》嘚儿全集免费在线阅读(嘚儿,吴有才)

小说:生命册(书号:12617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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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嘚儿

简介:简介:本书是李佩甫的一本长篇小说,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
《生命册》是其继《羊的门》、《城的灯》之后,“平原三部曲”的收官之作
这是一部自省书,也是一个人五十年的心灵史
追溯城市和乡村时代变迁的轨迹,在无奈和悲凉中, 在各种异化的人生轨迹中, 蕴藏着一个又一个生命的真谛

角色:嘚儿,吴有才

生命册(书号:12617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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默认卷(ZC) 第一章

我是一粒种子。

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。

我要说,我是一粒成熟的种子。我的成熟是在十二岁之前完成的。我还告诉你,我是一个有背景的人。我有许多老师,家乡的每一棵草都是我的老师……早在十二岁之前,我已读完了三千张脸,吃过了田野里生长的各种植物,见识过了各样的生死。此后生活的每一天都是过程了。过程是不可超越的。

我身上背负着五千七百九十八亩土地(不带宅基),近六千只眼睛(也有三五只瞎了或是半瞎,可他们都看着我呢),还有近三千个把不住门儿的(有时候,能把死人说活,也能把活人说死的)嘴巴,他们的唾沫星子是可以淹人的。

我之所以把自己展览出来,是为了让你了解,在这个世界上人跟人是不一样的。每个人都是有背景的。一个人的童年或者说是背景,是可以影响一个人一生的。比如说,在我的潜意识里,电话铃响和狗咬声是一样的突兀。不过,现在不同了。狗也到城市里来了。

在我进入城市的头一个十年里,你要问我最怕什么,我告诉你,我最怕的是电话铃声。每一次电话铃响,都会让我心惊肉跳!有时候,我又觉得我是一个楔子。

强行嵌进城市里的一只柳木楔子。

虽然我满身是芽儿,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水泥地上扎下根来,长成一棵树。因为,家乡父老还等着我植下的阴凉呢。

三十年前,当我背着行李来到省城的时候,下了火车,已是黄昏了。满眼都是灯。灯就像菊花一样一盏一盏开放着,却没有一盏是我的。可我心里仍然充满暖意,因为我是一个有“单位”的人了。那时候我顺着柏油马路往前走,公共汽车一辆一辆从我身边开过,自行车的铃声一串串响着,人流像潮水一样涌动,我知道他们都是有方向的人,回家的人。我也有方向,单位就是我的方向。我不急,我没有乘车。不是钱的问题(那时公共汽车坐一站五分钱,三站一毛),我是想用脚步丈量一下这座我很有可能就此扎下根来的城市。

每当我走过一两个路口,就会看到一个公共汽车的路牌。那时候的路牌很简约,一根刷了蓝白两色漆的铁杆子,杆子上挂着一个刷了红漆的铁牌子,牌子很多,一路车一个牌。牌子上标着通往各站的站名……那路牌叫人觉得亲切。我以后就是这个城市的人了。

不客气地说,最初,我走在省城的柏油马路上就像是走在红地毯上一样,很幸福。路两旁亮着一盏盏路灯,那光芒是五彩的,这就是我的未来。周围的自行车铃声也十分悦耳,公共汽车刹车后的那一声“嗞”很温馨,很生动……我很想给这个城市打声招呼,嗨一声:你大爷的,我来了。

我边走边问,走了一小时四十六分钟,当我摸到单位的时候,我一下子就失去“方向”了。在学院门口,传达室的老者告诉我说:下班了。你明天再来吧。我说我是来报到的。老者说:我知道你是来报到的。人事部门的人都下班了。你明天来,明天上午八点……我站在那里,迟疑了很久,我不知道该往何处去。

我有点蒙。我顺着一条条街道漫无目的地往前走,边走边想,我该往哪儿去呢?我甚至不知道饿。我只是在想,是不是到火车站去蹲一夜?虽然那时我兜里揣着一百二十六块六毛钱(这是我读研节约下来的),可我没有想到可以住旅馆。我根本就没有住旅馆的意识。再说,那时候还没有实行身份证制度,住旅馆是要证明的。在报到之前,我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。那就是说,我现在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。我无处可去。

就这么走着走着,我脑海里突然蹦出了一个念头:油菜!我紧紧地抓着这个念头不放,心里一遍一遍地念着:油菜。油菜。油菜。

油菜是一个人的儿时小名。他也是无梁村人,吴老根家的儿子,大名叫吴有才。吴有才在部队里当了三年工程兵,复员后转业到颍平市一家建筑公司当了建筑工人。记得夏天里他回家乡时我跟他见过一面,他穿着一件“的确良”短袖衫,手上戴着一块手表,很骄傲地说:我们的工地迁到省里去了。在省城盖大楼,在某某路某某街……去呀,你们都去,到时找我!我知道,他也就这么顺口一说。他知道村里人没有机会到省城去,才这么说的。这叫“巧让客碰上热粘皮”,我真的来了。

在我苦思冥想之后,我终于想到了这么一个老乡,七不沾八不连的“关系”。可什么路什么街呢?我实在想不起来了。

那是冬天,走着走着,天开始下雪了,小雪。城市的夜晚有灯撑着,那暖意是彩色的,也是有差别的。城市最寒冷之处,是让人看到了差别。

在飘着雪花的夜晚,我顺着马路往前走。那时城市里刚刚时兴羊皮衣,百货商场的橱窗里展示着各式各样的羊皮;大街上行走的也是羊皮,有驼色、蓝色、红色和黑色的羊皮……羊皮衣一旦穿在女人的身上,皮带子一扎,腰就细溜了,屁股一扭一扭,更显臀肥。马路上响着很时尚的“嘚儿、嘚儿”的节奏,圆润饱满的节奏,叫人春心荡漾的节奏(后来,等我穿上羊皮衣的时候,城里已经没人再穿羊皮了,它过时了,成了三陪小姐的着装了)。那时,我的眼是在乡村里经过节俭训练的,尚不敢乱看。

省城的路有经、纬之分,我从经一路一直走到经十路,尔后从纬九路拐到纬一路、和平路、文化路、黄河路、农业路、京广大道……夜渐深了,天空飞舞着雪花。有灯光的夜晚雪花像粉色的天幔,洋洋洒洒,给女羊皮们那“嘚儿、嘚儿”的节奏输送着温文尔雅的诗意。可我,走着走着,却闻到了一股薄荷的气味。

灯光里有针,有薄荷,一丝丝的。无论走到哪条路上,我都能闻到一股薄荷的气味,那是从灯光里冒出来的。我的腿很沉,越来越沉。可我的脑海一刻也没有停止转动,就像是大海捞针一样,我先是使用了“联想记忆法”,尔后又使用“排除记忆法”,“谐音记忆法”,甚至“油菜记忆法”,每到一个路口,我都站下来看一看路牌,尔后去想油菜的嘴脸……油菜,你到底在哪条街上呢?

油菜的大嘴一次次在我脑海里浮现。我看见油菜挥着手,他手腕上的表明锃锃的,他说:“上海全钢防震的。”这就是那个时期建筑工油菜的时髦。这就是那个时期城市和乡村的差别:灯光和狗咬,毛蓝布和的确良。他穿着“的确良”、戴着“上海全钢防震的”手表向我招手呢……走累的时候,我多次靠在电线杆上,靠着一份冰凉,小心地打量着这个城市。它会属于我么?

有一刻,我以为我想起来了,好像是嵩山路,我就问嵩山路;走到了嵩山路,我又觉得他说的好像是衡山路,尔后又是香山路,黄山路,榆树街,椿树街,鼓楼街,清虚街……街边上,楼房里的灯光一盏盏熄了,只有路灯亮着。我还在走,很机械地走。我实在是不想走了,我累了,这已经不是疲惫,是麻木。我对自己说,再走一条路,只一条。如果还找不到,我就调头回去……我不停地对自己说,回车站吧,回火车站蹲一夜就是了。可我还是不甘心,我怎么这么笨呢?

我走在省城的大街上,呼吸着寒森森的空气,就像走在荒原上一样,满心的凄凉和荒芜。路边的商场已经关门了,连个借脚取暖的地方都没有。路是陌生的,所有的脸都是陌生的。我在寻找一丝温热。那是一个小名叫油菜的人,你在哪里?

此后我问我自己,你为什么要这么做?你几乎走了一个晚上,走了半个城市,执著地去寻找一个小名叫油菜的人?你怎么就这么傻,为什么不先找一个小旅馆住下呢?你还可以打打电话,找一找昔日里的那些大学同学。可你连打电话的想法都没有,你没有“电话意识”。后来我明白了:那不是我在走,是我的背景我的家乡在推着我走。我不能不走。我不是在找人,是找一份庇护。

也是过了很久我才明白,要想顺顺利利地在城市里生活,你必须拥有三要素:身份、单位、关系。这三者缺一不可。如果你没有“身份”,也没有“单位”,再没有“关系”,那么你就成了一个漂泊者。城市就像是一个迷魂阵,随时都会有危险。商人是最先明白这个道理的。早在几百年前,精明的晋商就在各地建起了“山陕会馆”,这也许是他们有过许多沉痛教训之后得出的经验。哪怕是到了交通和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,各省仍然在首都北京建起了许多办事处,那其实就是一个为了办事方便的“关系处”,一个据点。

我知道,在报纸上,人们都反对拉“关系”。岂不知,“关系”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壤,人们是最离不开“关系”的。尤其在精神世界里,人们靠“关系”活着。马克思就曾经说过: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。于是,所有的反对者反对的都是别人,不是自己。没有人反对自己。我还算幸运,在凌晨两点二十七分,我终于找到了“关系”。

我是在一家建筑工地上找到油菜的。他是“有才”,不是“油菜”。为了他的体面,我不能再叫他小名了。守工地的老头告诉我说:有。有这么个人。

建筑工人吴有才睡在一栋正在施工中的七层楼(还没有安装门窗)的毛坯房里。当他穿着裤衩子从床上跳下来,赤裸裸站在床前的时候,眼瞪得像牛蛋,嘴张得像簸箕,那两只手哆哆嗦嗦,像是大冬天握着两把扇子,扔也不是握也不是,他万万想不到这个时候还会有人来找他!

油菜傻了。

吴有才抱着两只膀子,冻得咝咝地说:丢,是丢(我儿时的小名)?你,你你你……怎么来了?我说,看工地的老头人不错,说你在七楼。他说:是老朱吧?朱师傅,老乡,一个县的。说着,他赶忙披上衣服,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:我操,都两点半了。你咋这时候摸来了?还没、那个啥……吧?说着,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还没粉刷的墙,墙上楔着一个钉子,钉子上挂着一个提兜,提兜里装着他的碗筷。我说,都啥时候了,早吃过了。找你可真不容易,我都快累死了。你不是说,让来省城找你么?他听我说吃过饭了,一颗心放在狗肚里了。说是啊,是啊。你怎么不早点来呢?我说,我是来报到的,来晚了……他看着我,连声说:先睡,都快三点了,赶紧睡吧。说着,他指了指对面的一张床,说:这儿,就睡这儿。这狗日的请假回家了。

这时候,我一下子松下来了,浑身像散了架似的。我往“狗日的”床上一躺,那木板床上铺了新鲜的谷草,床单是新洗过的,真软和呀!被子也厚,暖暖和和的!真好。我太累了,太想睡了,眼皮像粘住了似的。可我得说话,必须说话,这是代价。

我们两人躺在床上,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家乡体己话。为了能接住他的体己话,我用心支着眼皮,拼命保持着最后一丝清醒,好去接他的话头。油菜的话就像是纷乱的线团一样,七缠八绕,像是永远没有头儿。我心里说:油菜,你饶了我吧,让我睡吧。

他絮絮叨叨地说:丢,毕业了?我说毕业了。他说:还是啥子研究生?我说是。他说:调省里来了?我说是啊。他说:从今往后,你就是国家干部了?我说……啊。他说:乖乖,大学教师?我说……啊。他突然坐起来,身上披着被子,两腿一盘,说:丢,我差一点就当空军了。空军飞行员。我说,是……吗?他说:不骗你,丢。我身上有癣。要不是我身上有癣,要是我娘早些用偏方给我治治,我就是飞行员了。我说:是啊,你就上天了。他说:当初,二婶给我说个媒,兔子家还看不上我呢。如今,她算个屁……丢,老蔡那狗日的还当着支书呢?他老三闺女真不像他亲生的,水灵灵的,瓷白……我嗯着嗯着,我的心已经睡着了……床很暖和,太舒服了!

第二天早上,油菜请我吃了一顿大餐:豆浆、烧饼、油条、胡辣汤还有酱咸菜。尔后,我正式去学院报到了……报到后,我终于在省城分到了一个床位。

一间房子,住三个人,有我一个床位。

每个城市都有它的气味和特点。

你闻到这个城市的气味了么?风里、空气里是不是有点沙?有沙吧。

这是一座毗邻黄河的城市,关于黄河的历史记忆就含在那有沙的气味里。在时间里,沙已被磨成了面儿,颗粒很小很小,可它还是沙的味道。带一点碜,一点涩,一点水腥,一点甜,一点点儿咸。这里还是“十字路口”,一个国家的十字路口。这里有贯穿东西南北的铁路线和飞机航线。更早的时候,它还有黄、淮两条水路……四通八达。就此你明白了吧,这座平原上的城市,就是一个人来人往的“十字路口”。虽然是一个“十字路口”,可它的历史很厚,厚到了不可言说的程度。那就单说十字路口,十字路口行走着南来北往的人。这是一个叫人淡忘记忆的地方,也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地方。它的商业氛围是含在骨头缝儿里的,欺生又怕生,是那种一次性交易、不要回头客的做派。但一旦待的时间长了,它又是宽容的、保守的、有情有义的。

我曾认真研究过这座平原上的城市,虽然它交通发达,可它又处于中原腹地,其生活节奏自然比一线的大城市要稍稍慢一些,慢半拍。生活节奏一慢,人情往来就多,人事关系就相对地要复杂一些。这里的人事关系是由一个个“单位”组成的。单位又与单位相互交叉辐射,一级一级的,成了一个个由人与单位,人与家庭、楼房、街道组成的网。白天里“单位”是魂,人活在一个一个的单位里;到了夜晚,灯光就是魂了。灯光聚拢人气,给人以方向。如果没有灯,城就死了。我很庆幸,我是个有单位的人。

刚进省城的时候,我曾经问过很多人:我脸上刻有字么?

同事都笑着说,没有。没有。可为什么连卖早点的小贩都用那样的眼光打量我,说新来的?我怎么就是新来的?我怎么就不能是城里人呢?我是学院的老师了。我已经上了户口,转了关系,有了单位,还怎么着?

报到后的第五天,我去学院的电工房借一把钳子。我住的地方离电工房锅炉房很近,整天嗡嗡响,噪音大。我想修一修那扇一刮风就呱呱嗒嗒响的窗户,就近借把钳子用用。谁知电工房的师傅看了我一眼,说:你谁呀?我说我是这个学院的老师。他冷冷地说:新来的吧?我说:是。他马上说:没有。其实,我看见钳子了,钳子就插在墙上的电工包里……我赔着小心,说:师傅,我就用一下,一会儿就给你送来。他低着头,看都不看我,仍然生硬地说:没有。不借。我前天还见他对办公室管后勤的一个小职员点头哈腰的,小跑着去给人家换灯泡去了……我顿时火冒三丈,这不是欺生么?我扭头就走,到商店里花三块五毛钱买了一把……不为钳子,为尊严。

初来时,我有一年的实习期,是系里的助教。我的态度很好:上班第一个来,打水扫地抹桌子;下班最后一个走。我见人就点头,恭恭敬敬地对长者微笑……走在学院的路上,一个老教授突然扭过头来,对我说:小豆子,我家的纸箱子……噢,新来的?我很沮丧。我怎么就成了“小豆子”了?我怎么就是新来的?我黑么?我回房照了照镜子,我像新来的么?我“新”在什么地方?

我得承认,我是一匹狼。我心里藏有“狼性”。我是一匹企图披上“羊皮”的狼。我混进了城里,可我在城里必须小心翼翼地走出“羊”的姿态。我说过了,我见人就点头,微笑。但点头也得有度。我知道,做学问的都是“刺猬”,要有距离感。不能过于近,过于巴结,不能涎着脸对人笑,要似点似不点,就像见了老熟人一样,浅浅地点,有亲切的意味又不讨人嫌。这且得练呢。

我的敏感是天生的,是田野里的五谷杂粮和百家奶喂出来的。为了融进这座城市,我开始不断地修正自己。我发现,我走路比一般人快,急辣辣的,这也许就是“新”的不成熟的一种表现。我得慢下来,做出一种气定神闲的样子。也不能太慢,太慢了会显得迟疑,大门口的门岗马上就会拦住你问:找谁呢?我的胳肢窝里还得适度地夹上两本书,两眼目视前方,似看似不看,这就对了。这种既快不得也慢不得的走法我练了好一阵子。晚上,我独自一人在校园里走来走去,我很想走出一种从容……

在我正式成为披着羊皮的“狼”之前,我还需要适度的“包装”。那时候,“包装”是一个新词,还没人用呢。我是在生活实践中最先发现的。于是,拿到工资后,我给自己添了几件衣服,衣服是在火车站附近的批发市场上买的,大多是仿名牌。这没人能看出来。这样,我走在学院里,走在大街上,就自如多了。没人再说我是新来的了。虽然,在这座城市里,我只有一个床位。

我开始大量地阅读,我所有的闲暇都泡在了图书馆里。八十年代是一个读书的时代,国内国外所有的新书我都找来读。从历史到文学、哲学、心理学,一直到世界各国的名人传记;从黑格尔到莎士比亚,从希特勒到尼克松,从蓬皮杜到田中角荣,我逮谁读谁,一边读一边记笔记……这就是我的武器。我知道,在大学里,一个没有学问的人是很难混下去的。我还知道,对付城里人,舌头上必须有新词。

学院后边有一工字楼,也叫朝阳房。工字楼坐北朝南,采光很好。上边是古色带檐筒子瓦,下边是古色红墙,廊前有中西合璧式的圆柱,楼道里铺着红木地板,朴中透着贵气,显得厚实,庄重。前边还有两个几何形的花圃,有一排丁香树,朱墙上爬满了红叶,那是一栋教授级别才能住的楼,每户都是三室一厅。不时有穿着红色塑料拖鞋的小保姆挎着买菜的篮子,“呱嗒、呱嗒”地从楼道里走出来……那就是我奋斗的目标。

我的机会来了。一个副教授,在临上课时突然病了。我作为临时救场的“替补”被系主任急火火地找去,要我代他上一课。我问讲什么?系主任说:老周的讲义在桌上放着,你替下来就行。系主任老魏又很知心地告诉我说,这届学生底子薄,你只管放开……于是,我就这么“匆匆”上了讲台。

说老实话,我并不“匆匆”,我是早有准备。

没想到,我的第一课是在学院最大的梯形教室里上的。那是一堂大课,我带着我的笔记本进了教室。教室坐有大约三四百名学生,最开初时乱嚷嚷的……现在,我已忘记我到底讲了些什么了。开始,一看那么多人,我有点慌。可我记住了一句话,我童年里大队支书蔡国寅说过的话。他说,球,你一旦站在台上,台下的都是白菜,一地的扑啷头大白菜!我豁出来了,我是对着一地的扑啷头白菜讲的那堂课……临进教室前,我在教研室里偷偷翻了老周的讲义。老周他五十九岁了,讲的都是些“文革”前老掉牙的东西。而我,讲的全是新东西。我慷慨激昂地给学生们上了一课!

站在梯形教室的讲台上,沉默了三秒钟之后,我在黑板上写下了三个大字:吴志鹏。这是我自己的名字。我知道他们不认识。我想,从今以后,他们就认识了。这也是我童年的老师——“慢毒药”先生告诉我的。我说:同学们,一八四八年,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创作《共产党宣言》时说过的一句话,你们知道么……南北战争时期,美国总统亚伯拉罕·林肯在《葛提斯堡演说》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什么,你们知道么……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英国首相温斯顿·丘吉尔在一九四〇年以首相的身份出席下院议会时,在即席演说中讲的最著名的一句话,你们知道是什么?(我心里说,白菜们,我得先把你们吓住。)……于是,我放开喉咙,一直讲到下课铃声响的时候,同学们仍瞪着眼在教室里坐着……尔后是雷鸣般的掌声。

下课了,学生们忽一下全围上来了。女同学乱纷纷地拿出笔记本向我提问题。她们一个个甜甜地叫着:吴老师!吴老师!吴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可以么……说实话,这时候我的贼心悄悄地溜出来了,我看似漫不经心而又十分敏锐地打量着这些女大学生,我的“第三只眼”在寻觅、扫描着人群中最漂亮的女生,鸭蛋脸儿?苹果脸?笼烟眉?柳叶眉?要是有可能的话,我会……可我必须矜持。我告诫自己:要矜持。

那个日子我至今不会忘记。

那是五月二十七日。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七日,也是课后的第七天。三个“七”,所以我记住了。那天下午,一个女学生来到了我的寝室。她敲门的声音非常优雅,富有弹性,像打电报一样,“嗒嗒、嗒嗒”,两下一节,一共敲了四下。当我拉开门的时候,一股香味随着阳光扑进来。那不是化妆品的香味,那是带有夏日阳光的女人的肉味,鲜活的、生动的、甜的。她背对着阳光,金灿灿地立在那里。她身上穿着一红色的短袖连衣裙,两只臂膀上的皮肤闪动着象牙般的光泽。她静静地站在门前,在她身上,阳光是流动着的,就像是镀了阳光的金色液体,熠熠地环绕着一个美丽的活色生香的女人。一个按现在的说法,叫有态儿、有范儿的女人。我觉得连阳光都醉了。是的,先有光线和味道扑过来,尔后才是活色生香。那气息准确地告诉我,那是可以点亮整个世界的、熟了的气息。就像是樱桃,向阳坡的,鲜艳欲滴的。就像是葡萄,吐鲁番的,晶莹剔透的,熟了的玉色。那么,一个女人熟了的时候,是什么样子,那几乎是几何级的果实了……此时此刻,我才真正理解了古人造的那四个字:蓬荜生辉。我明白了,那是专对女人的,只有女人才能照亮一间屋子。

她说:吴老师,我是外语系的,听过你的课。

我像是被人打了一闷棍,我的神思还没有转回来,我“噢、噢”了两声。

她说:对不起,打搅你了吧?

我说:噢噢……尔后又急忙更正:没没没,没有。

她笑了。她的笑容像“蜜制三刀”,那是我童年里最爱吃的一种小点心。她听出了我的混乱。她的眼睫毛很长,眼睛大大的,像鹿一样。嘴也大,嘴唇肉肉的,红鲜鲜的,牙齿很白,笑意在嘴角上含着,鼻尖上亮着细细的汗珠,一切都亮着,饱含着汁液,饱含着韵致和味道,好像随时可以溢出来。真好!樱桃熟了,真好!

我承认,我竭力掩饰着,不让我眼里跳出“手”来。可我仍然不能抑制心里生出的欲望,一种强烈的想去抚摸她的欲望。那白嫩的皮肤就像丝绸一样,像流动着光的液体……我恍恍惚惚地听见她说:我姓“mei”,叫“meicun”。

我说:是美丽的美么?

她说:是梅花的梅。

我立即说:这个姓氏不多呀。哪一支?是商王的后人,还是八旗的后人?

她睁大眼睛,惊讶地望着我,笑了,说:我也说不清……我是东北人,满族。

说实话,我醉了。我不知道你是否醉过?我知道有喝酒喝醉的。有吸烟吸醉的。有吃肉吃醉的……可我说的不是这些。我坦白地说,我是看女人看醉了。也许你不相信,可我确实是醉了。也许,我忍耐的时间太长了,我对那鲜艳怦然心动,对女性的美丽怦然心动。我一连醉了七天,七天之后我才清醒过来。

那天下午,我只觉得我的天灵盖在咝咝地冒冷气,那是一种集合全部能量、要冲上去的感觉……如今,我已忘记了我都给她说了些什么。可我知道我醉了。

人都有醉的时候,可醉的方式不同。你绝对想象不出我醉后的表现。我像疯了一样,一连七天在操场上跑步……梅村,她叫梅村。就住在女生宿舍最前边的那一排,正对着学院的大操场。我破例给自己买了一身红色的运动衣,穿在身上,疯狂地、像晕瓜一样地到操场上去跑步。我每天一早一晚,都到大操场上跑步,其余的时间是在准备“跑步”。那七天,我整日里晕晕乎乎的,走路都深一脚浅一脚,可我一直跑啊跑。早上,当晨铃响起的时候,我绕过电工房,绕过学生宿舍,猴急猴急地蹿到操场上,就为看上她一眼!晚上,当熄灯号吹响之前,我仍在操场上跑步,就为能看她一眼!

天哪,我一共才看到过她三次。

操场边上有一盥洗台,水泥台上装了一排自来水管,那是让学生洗漱用的。第一次,是早晨,我看见她刚起床,端着一个洗脸盆从寝室里走出来,头发束成简单的马尾辫,站在水泥台前洗漱。我控制着跑步的速度,刚好在她扬起脸的那一刻,跑到水泥台附近,我扬起手,很矜持地跟她打了声招呼:早上好。她望着我,笑了,说:吴老师,跑步呢?我说:噢,锻炼锻炼……尔后,我招招手,就慢速跑过去了。那时候,她脸上还挂着水珠儿,一脸睡后的海棠红,带着晶莹水珠儿的海棠红,她的笑容已刻在了我心里。我第二次见她,是晚上。我看到的只是她的一个剪影,朦朦胧胧的剪影:那是临风的玉树,夏日的荷花,秋熟的海棠,虽然隔着很远的距离,我已经很满足了……我在操场上跑步时,昏昏沉沉的,像中了邪一样,满眼都是她的影子。第三次,黄昏时分,在阶梯教室的外边,她站在台阶上,朝着我微微一笑,有一束光亮,撕锦裂帛般地、响箭一般地射中了我……我爱她爱得神魂颠倒,几乎到了发狂的地步!有一天半夜里,我实在是忍熬不住了,竟然鬼使神差地冲到她寝室门前,“咚咚咚”敲了几下门……可就在最后一刻,一声“谁呀?”把我给吓醒了!我的心怦怦乱跳,扭头就跑,像兔子一样。我听见我的脚步声像炸响的鞭炮,心跳像偷灯油的老鼠,吓得我七魂走了六魄!当我一口气跑进了操场南边的杨树林,觉得安全的时候,我大口大口地喘气,用最恶毒的语言在心里咒骂自己……骂是骂了,可我仍然贼心不死,在操场上整整跑了一夜,一边跑一边在心里大声呼喊着她的名字:梅村!梅村!梅村!

要是换一人,可能就疯了。可我没疯。

我要问,你能扛住这种诱惑么?谁可以抵得住这样的诱惑?!

我告诉你,我扛住了。

第八天,在我跟她接触后的第八天,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?我发现了自己的贫穷。从里到外,彻头彻尾的贫穷。我曾经不惜丧失尊严地混进了一个检查寝室卫生的小组,以检查卫生的名义进了她的寝室。她寝室里有四张双层高架床,共有八张床铺。梅村住的是靠里的一个下铺,一个靠窗的位置。我在她那漫散着淡淡香气的床前站了不到十秒钟(我多么想躺上去呀),她床上铺着素雅的蓝白格格床单,在床单的外沿,还罩着一条长条的毛巾垫单;我看见她床头的架子上摆放着一个精致的皮箱,牛皮的。箱子上叠放着她的一叠叠衣服,她的衣服竟然是成套的!床头上,它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,竟然是那种很贵的、当时商场很难见到的丝棉被……床下摆着一双小巧的丁字形的女式半高跟皮鞋,也是很贵的那种。桌上除了课本、书籍,还有个人自费订阅的《大众电影》、《诗刊》之类。这还是一个喜欢吃零食的女孩子,窗台上放有铁制的、有彩色图案的饼干筒,有成听的奶粉,大白兔奶糖,还有诸如美加净银耳珍珠霜、洗发香波之类的一溜小瓶子……都是上海产的。这在八十年代,都是高档的、最贵的奢侈品。我也从侧面了解过她的情况,她的家庭条件很好,她在班里学习也很好,很有优越感,她还是她们班里惟一带工资上学的学生。看到这些后,我心里直打鼓:天哪,这是我能养得起的女人么?

说实话,她把我吓住了。我知道,在城市里,追一个你喜欢的女人是要花钱的。我一个还未评上职称的助教,一个月才五十二块钱。我凭什么?

经过一夜痛苦的思考,我反复地问自己:你想当蔡国寅?还是想当吴春才?一想起老姑父,一想起梁五方,还有“八步断肠散”……我就不寒而栗!罢了,罢了。既然你想做一个城里人,既然你那么喜欢她,既然你想占领这座城池,那就得有一个长远的狩猎计划——“狼计划”。慢慢来,不可操之过急。

但是,不管怎么说,我已经有了人生的第一个目标:我要追到这个女人。我要娶一个美丽的城市女人做我的妻子。我再一次告诫自己:要矜持。要有步骤。要忍。

此后,我开始实施我的“狼计划”了。我得有论文,我得先把讲师评上。尔后还得有著作,有了著作才可以评教授职称,这都需要时间……我再也不到操场上去跑步了。时间每一分钟对我都是宝贵的,我得张开每一个毛孔去吸收、消化那些由古人造出来的方块字……尔后化蛹为蝶。我得把自己磨成锥子,顽强地钉在一个点上。我得是一张弓,把自己拉满,尔后才能射出那只响箭!每当我看到梅村的时候,我都背过脸去,尽快地走开。我咬住自己的舌头,咬住自己的心,我的牙齿像铁钉一样坚韧……我得扛住自己,站稳了。

我要说,如果不是那些可怕的电话铃声,我就会在本校娶一个漂亮的女学生当老婆。尔后戴着金丝眼镜,围着驼色的羊绒围巾(我童年的梦寐以求),顺着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、硕导、博导的台阶一路走下去,成为一个著名的学者。

可电话铃响了。

我接的第一个电话莫名其妙。

电话里,一个老憨腔,上来就说……丢啊,我是你舅。

我一下子火冒三丈!我心里说:我是你姥姥。你谁呀?这时候,电话旁边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说:叫我说,叫我跟他说。

接下去我就哑了。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,我只有“嗯”的份了。打电话的是国胜家女人,按辈分我应该叫她三婶的。童年里我吃过她的奶,她奶上有颗黑痣……我说:三婶呀,你……她说:丢,丢啊,你三婶子可从没跟你张过嘴呀。我说:你说吧。三婶你说。她说:我侄子,我亲侄子,我娘家兄弟的孩子,考大学了。你在省里,可得给录了啊!我说:三婶,他考多少分?报的是哪所学校?是不是第一志愿……她说:这吧,丢。让你舅给你说吧。我亲兄弟。你舅,让他说吧……

往下,我无话可说。我不能告诉她,在省城,我什么也不是,我只是一个助教,我只有一个床位……我说不清楚。我只能说,好吧,我给你打听打听。三婶最后还叮嘱说:该花钱花钱,该送礼送礼,到时候我还你。

这话重了。饥饿的年代里,我吃过人家的奶,我不能不问。可我问谁呢?我先是找了系主任,魏主任说:你去院招办问问。院招办的人跟省招办的人熟一些。我说:招办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,找谁呢?主任看着我,看得我脸都红了……这时,他才说:你去找院招办的赫主任,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在那个夏天里,为找这个赫主任,我三天往学院的招生办公室跑了十八趟。我记得这个招办的赫主任是个麻子,麻子点多,他躲起来了……于是,我动用了我刚刚在学院里靠微笑建立起来的、薄得像一张纸似的人际关系,我甚至觍着脸去找我那些家住省城有些背景的学生……总之,我打听来打听去,终于把三婶家亲戚、“舅家孩子”的分数打听出来了。

他的成绩是三百八十七分。那一年全国统一招生录取分数线是三百八十八分,他差了一分。差一分就没希望了。

我正替他惋惜,电话铃又响了。电话是三婶打来的,三婶说:丢,咋样啊?你舅家孩子那事,成了吧?我说:没成。他差一分。她说:多少?我说:三百八十七,差一分。她说:嗨,不就一分么?你说说,给录了。我吓一跳,说:三婶,这可不是我说了算的。全国统一定的分数线,谁也不行……三婶说:丢,你不是在省里么?我说:我我我……三婶说:丢,我就求你这一回。孩,你办了吧?当年你连吃带咬的,奶头都给我咬烂了,我那奶水可没收过你一分钱呢……(别急,叫我跟他说。)丢啊,明儿,我就带着你兄弟找你去了。天坍下来,你也得给我办了!

当天晚上,我咬咬牙,提着两瓶酒两条烟,去给赫主任送礼。我想求招办的赫主任帮帮我,想办法把“舅家孩子”给录了,这也算是我给村里人办了件事情。那天夜里,我先侦察好了路线,尔后顺藤摸瓜找到了民政厅家属院二栋六单元三楼三〇二房(据说,赫主任的小姨子在民政厅工作,这里有一套空房子,他躲到这里来了)。屋里有灯,这说明我找对地方了。那是我第一次单独去给人送礼,没有经验,心里揣个兔儿,老怕被人撞见。我在楼道里站了很久,三上三下,每当我鼓起勇气,要上去敲门的时候,总有人从楼上走下来……在黑暗中,我发现,找到这里来的人还真不少,这都是些有“门道”的人。我躲在楼梯台阶的后面,听见一男一女从楼上走下来,那女的说:一千够么?少不少?那男的说:够,够了。有局长的条子,都是熟人。楼道里很黑,我看见人一拨一拨地从上边走下来,我看不清他们的脸,但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……等人都走光了,我才上去。

等我敲开门的时候,赫主任愣了,他看着我,说:吴志鹏,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?赫主任不简单。麻子点多呀。学院那么大,人那么多,他跟我也就照过几面,居然能记住我的名字?!我有些激动,我说:赫主任……赫主任摇了摇头,没容我说下去,手一伸,很勉强地说:进来。进来说。我就这样灰溜溜地进了门。进门后,赫主任看见了我手里提的东西……赫主任说:吴志鹏,课上得不错嘛。怎么也学这一套?我说:赫主任,我老家的一个孩子……没等我把话说完,赫主任就笑了,赫主任“星光灿烂”。赫主任再次摇摇头,仿佛很理解,也很无奈。他下意识地拢了几下头发,他的头发着实不多了,前边那一绺用发胶粘在脑门上,看上去很滑稽。待赫主任象征性地拢了头发之后,淡淡地说:坐,坐吧。我忐忑不安地在沙发上坐下来,把手里提的礼物顺手放在了茶几上。

不料,突然间,他的态度变了。赫主任看着我,很严肃地说:小吴,不是我批评你。你年轻轻的,不该呀。你怎么……啊?说着,他很不屑地咂了一下舌儿:我告诉你,我不吃这一套。把东西掂走。有事说事,东西必须掂走……就这么三言两语,他把我打发了。我知道,是我的烟酒寒酸(不是最好的。我没有钱买最好的),人也寒酸。我手里没有某某领导写的条子。

我哭了。我的心哭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三婶说……

接下去,电话就多了,隔三差五有电话打过来。保祥家女人在电话里哭着说……丢,天坍了呀!我说:婶子,你别急,天怎么就坍了?她说:你叔的农用车在漯河撞住人了,让那边警察给扣了。这车是六家凑钱买的,你四婶、五婶、六婶,还有春成家……你打个电话,让派出所把车放了吧。我说:婶,这、这事……她说:你不在省里么?你一个电话,事不就办了?我说:我我我……句儿奶奶声音颤巍巍地在电话里说:丢,真欺负人哪!不叫人活了呀!你七叔都当了十六年的民师了,这会儿叫人裁了……都是因为咱没人哪!丢,你是省里大干部,你打个电话,给县里说说吧。说啥也不能裁你七叔,你七叔几天不吃饭了,寻死觅活的,咋办哪……海林家女人在电话里说……丢,你这个穷婶子你还认吧?你帮个忙吧,你侄子眼看就匪了呀!你不能看着他住监狱吧?丢啊,你救救他吧,孬好在省里给他找个事做,这对你不算啥,就一句话的事……

我的心一阵一阵揪着疼,就像是在火上烤。我知道我欠他们的,我欠他们很多很多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……我心里说,我怎么不是省长呢?我要是省长,全都给他们办了。我很想腐败,可我没有腐败的条件哪!

我接的第二百二十七个电话是东城区公安分局打来的。接了电话,里边是一个男子的声音:你姓吴吧?我说是。他说:吴志鹏?我说是。他说:拿钱吧。拿钱领人。我说:怎么了?电话里说:你说怎么了?你这哥是怎么当的?你妹子干的事你不知道?拿八百块钱领人。回去好好教育。我说:你谁呀?我没有妹妹,凭什么拿八百块钱?电话里说:我分局的。一个叫蔡苇香的,你认识吧?我迟疑了一下,说:认识。她怎么了?他说:你说怎么了?在洗脚屋把人家玻璃门给砸了……你领不领?你要不领,就送她去“劳教”了。我说:等等,你等等。能不能少交些钱……电话里说:你买红薯呢?还讨价还价?这是罚款!我说:那那那,分局在哪儿呢?他说:分局在哪儿?你说在哪儿?你不会问!“啪”一下,电话撂了。

天哪,那时候我一月才七十九块钱,原来才五十二块,刚提的工资。他一张嘴就是八百,我上哪儿凑钱呢?可她是老姑父的女儿,我已经找了她两年多了,我不能不救。

当我骑着一辆自行车赶往东城区公安分局的时候,一路上头嗡嗡的,人就像个火药桶,差点撞住人。我想骂人,我甚至想杀人!我好不容易在省城建立起来的一点点人际关系,在一次次求人办事、四处借钱的过程中已经用尽了。我的同事看见我都躲着走,生怕我向他们借钱。可我没有办法,我还得借……

到了分局,我堂堂的一个大学讲师,却像孙子一样,见人就点头,一路叩问,终于问到了治安大队办公室。一个胖胖的警察对我说:你是吴志鹏?我说是,我是。他问:钱带来了么?我说带了。他说:不是你亲妹子?我说:也算是。一个村的。他噢了一声,说:你等着吧。他走了几步,又回过头说:这姑娘匪了。我抓她两次了,屡教不改。要不是看她怀了孕,就送她去“劳教”了……我惊讶地望着他:她……怀孕了?

等我见到蔡苇香时,她穿得是那样少,少得让人不敢看。她上身穿着一个米黄色的、露着半边奶子的丝绸短衫,下边是米黄色的绸短裤,头发烫得像鸡窝一样,脚上趿拉着一双红拖鞋,半蹲在那里,真成了一只“鸡”了。虽然是夏天,昨晚上下了一夜雨,她大约是冻坏了,缩着膀子,身子半弯着,我差点没认出她来。当着警察的面,她还埋怨说:哥,你咋才来呀?

出了门,我本想给老姑父打个电话,让人把她接回去。可她的眼像锥子一样瞪着我,说:交了多少钱?我说:八百。她说:好,我会还你的。可有一样,不准告诉我爹。不准给村里人说一个字。要不然,我就说我肚里的孩子是你的,你信不信……我无话可说。这不活脱脱的一个女流氓么?

我说:香,我给你买张火车票,还是回去吧。

她说:我不回去。不混出个人样,我决不回去。

我说:香,老姑父都快急疯了……

她说:别提他。别提我爹。

我说:那你,就这么……

她说:你说这话有意思么?得了便宜卖乖。我爹把好处都给了你了。所有的机会你都占尽了,你还想怎么着?

我说:我听说,你,已经被抓了两回了。你说你……

她说:你的机会不也是送礼送出来的么?卖啥都是卖,我卖我自己,又没卖你。咋,心疼钱了?我说了,我会还你的。

我说:我是心疼你呀。

她说:别。丢哥,你是名人,我是贱人。各走各的路吧。

我这已经是第二次跟她见面了。调进省城之后,我平生第一次进脚屋,就是她给我洗的脚……我知道她恨我。她也恨她父亲。她是一颗仇恨的种子。她眼里有很多蚂蚁。我从小就熟悉蚂蚁,她眼里汪着一窝一窝的蚂蚁。蚂蚁的灯是黑的。

我说:你身子……

她说:这事你别管。我有办法。

我说:那你……

她说:你走你的。我走我的。钱,我会还你的。记住,别告诉我爹。说完,她很快混在人群里不见了。我推着自行车,傻傻地在马路边上站着。

我几乎就要崩溃了。

我身上的“包袱”太沉重了,一个无梁村就快要把我压垮了。伟大领袖说,他身上既有猴气也有虎气。我倒很想变成一只狐狸。我要是狐狸就好了,我很想轻巧地把“包袱”甩掉,站在高处看风景。我想说:我是个孤儿,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?可我做不到。

我害怕接电话。我一听见电话铃声就头皮发麻!我始终也没有弄清楚是谁把单位的电话告诉村人的。我曾经怀疑过“油菜”。我在心里无数次地大骂吴有才,我不就在你那儿住了一晚么?你就把我供出来了……可我也知道,这与“油菜”没有多大关系。自分别后,“油菜”从未找过我。我想,我大约成了无梁村的一根“稻草”,成了他们惟一能抓住的东西……他们一旦有了困难,迫切地希望能得到一个“官人”的庇护。可我不是官员。

有一段时间,我试着想当一当狐狸。我很想当狐狸。我看不起自己,我蔑视自己,可我禁不住还是想当狐狸。每当有电话找我的时候,我就拿捏好腔调,对着电话撇一串北京话说:喂,你哪里?谁?找谁……噢,找姓吴的是么?什么,口天吴,他不在呀,不在。出差了……什么时候回来?这就难说了……喂,找谁?王,这里没有姓王的。胡?没有。没有这个人。打错了,你打错了。这是机关……喂,哪位?兔子?哪有兔子?谁是兔子?你?噢,你找……丢?谁丢东西了?找派出所去,乱弹琴。噢,找姓吴的,口天吴,吴志鹏是吧?好像……有、是有这么个人。可他走了。是啊,是。走了,调走了……调哪单位?那就不知道了……我甚至试着想流氓一下,我对着电话说:喂,我是谁?我是国务院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。我调你一万吨小麦。你谁呀……我是你大爷!

没有人愿意活在愧疚之中,每当我打完电话,回过头来,我心里的泪就下来了。我看见了无边的田野,我看见了家乡的牲口棚,我看见倒沫的老牛正在瞪着眼骂我呢:吴志鹏,你吃人奶拉猪屎,驴粪蛋外面光,真不是人哪!

我躲避电话,就像是躲瘟疫一样。流氓很好,流氓很轻松。你只要不把自己当人,一切问题都解决了。染一染,用墨汁把心染一染。我跳出来了,心一墨,我就跳出来了。有那么几次,我也来点恶作剧。每每有电话铃响起,凡是找我的,我把电话听筒拿起来,我坚决不说人话,不说中国话,我给他来叽里咕噜:first,second,third,fourth……听着那二百里外的声音,就像是跟土地爷说话。满嘴跑舌头,作的是假揖,烧的是空香。在乡村,只有土地爷是可以日哄的。

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。一次,一位女同事大声喊我接电话,我不能不接……可我接了之后就后悔了。那个电话是老姑父打来的,我不敢推辞。老姑父在电话里说,丢,出事了。我一听,顿时心惊肉跳!我壮着胆子问,出什么事了?老姑父说,你六婶,也就是印家女人,还记得吧,你吃过她的奶。她孙女,三岁,去年掉河里淹死了。我噢了一声,竟然不敢大声回话……老姑父说,你听见了么?我说电话里有杂音,听着呢,我听着呢。老姑父说,好在她儿媳妇又怀孕了,就是坤生他两口,偷偷托人让县医院查了,还是“龙凤胎”。不管怎么说,这算是一悲一喜,我心里松了口气……可就在这时,老姑父又在电话里说,这会儿他们正往省城赶呢……顿时,我的心又提起来了。我声音都变了,开始颤抖,说:怎、怎么了?老姑父说:难产。医生说,得剖腹……丢啊,你给找个好点的医院,平平安安地把孩子给生下来。要不,一家人都坍天了。我硬着头皮说:行啊,行。

我心里说,我又得托关系了。我找谁呢?可我还得找,我不能不找。有时候,我觉得我脸上真的刻有字,我就是一个卖“脸”的,村里人派我卖“脸”来了……当我四处求告,上下托人,终于把孕妇送进病房的时候,我才暗暗地松了一口气。我觉得,我终于给村里人办了一件事情。

可是,没过几天,又出事了。那天下午,我刚刚下课,六婶的儿子坤生又找到学校来了。他丫站在教室外边,脸苦得像倭瓜,眉头皱得像晒干了的生姜。我心里一沉,忙问:生了么?他说:生了。我说:是龙凤胎么?他说:是……我说:大喜呀。不料,就在教室的外边,他却慢慢地跪下了。他满脸都是泪,跪在我的面前。

我说:坤生哥,你这是干什么?

他神魂颠倒地说……我看见阎王爷了。

我说:谁……怎么了?

他喃喃地说:阎王爷举着勾魂牌勾人来了。

我说:你起来,起来说。到底怎么了?

他说:兄弟,你是贵人,学问大,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。

我厉声说:起来!

他突然扑上来抱住我的双腿说:脑瘫。医生说是脑瘫……兄弟,你救救孩子吧。

“轰”的一声,我脑子一下子短路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……

他紧紧地抱着我的腿,说:兄弟,妞(病)重,妞就不说了。这男孩(病)轻,你得帮我保住,我求你了。

我哄着他,把他从地上拉起来。可我同样是六神无主。我只是说:你别急。想想办法,咱想想办法……我突然发现,这是个无底洞。他是想把我拽到无底洞里去。我吓坏了,立时就有了想逃跑的念头。

此时,坤生哥已经迷了。他像个疯子似的紧紧地拽住我,哀求说:丢,兄弟,我求告无门,只有来找你了。你嫂子剖了腹,还在病床上躺着,俩小的都在保温箱里……一夜抢救花了五千七,我就带了三千块钱,就这还是凑的。人家说,得再交两万,再不交钱就停药了!兄弟,妞我不要了。妞不说了,那男孩还有救,你救救他吧……说着,他又要下跪。

我拽住他,不让他往下出溜,再一次问:脑瘫?

他机械地说:脑瘫。

我继续哄他,我说:你别跪我。走,我领你去个地方……这是个无底洞。我不能再向人借钱了,我也借不来钱了。我对自己说,我不要脸了。我的脸已薄成一张纸,这人情我再也不能欠了。我领着他走上大街,在茫茫人海里漫无目的地走着。天黑了,到处是灯,彩色的灯,霓虹灯一处一处闪烁,晃得人心慌。我望了望天空,如果天上能下钱就好了。可天上下不来钱……他紧跟着我,一步不落地往前走。我却只想把他甩掉。我一边走一边想着甩掉他的办法。坦白地说,那时候,我随时都会抽身走掉。

走着走着,我终于想起了一个办法,甩掉他的办法。我把他领到了一家报社的门前,伸手一指,说:坤生哥,不是我不帮你,你兄弟一月才七十九块钱,村里一天到晚有人找,我已欠下了一屁股债,打死我我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。我说:我给你想个办法。

他神色迷离,两眼发直,说……你是说抢银行?

抢银行?我脑海里飘过了一丝念头,这念头把我吓住了。我也看见银行了,我看见了银行的大字招牌:中国人民银行……是啊,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,就往歪处想了。

我说:你找死啊。谁让你抢银行了?你看见对面了么,那是报社。你也别跪我了,跪我没用。我给你写几个字,你到报社门口,往地上一跪,把这张纸举起来,只要里边有人走出来,你就跟人说,边哭边说……这事,只要报纸登出来,说不定就有人管了。

他很无助地望着我,说:兄弟,你呢?

我说:我现在就去给你借钱,能借多少是多少。记住,他们不答应你,千万别站起来……说完,我拔腿就走。

我真是个流氓啊。我就这么把他撂在了大街上……我狠下心来,像逃跑一样大步往前走。我对自己说:别回头,千万别回头。一回头心就软了。等我走了一段路,拐过一个街口,侧过身,悄悄地回望着报社门口,只见他果然跪在了报社的台阶上,手里举着我写的那张纸……他很无助,不时地四下望着,他在找我呢。我眼里的泪一下子就下来了。

坦白地说,我没打算给他借钱。我已经很“孙子”了,借钱的人都是孙子。我堂堂一个大学教师,见人就借钱,这算怎么回事?我很无耻。我知道自己很无耻。童年里我吃过六婶的奶,吃过六婶擀的芝麻叶面条,我还吃过印叔的烤红薯,在大雪漫天的时候,印叔在麦秸窝里找到我,把我背回家去,给我了一块烤红薯。我上大学时,六婶塞我手里六毛五分钱……这些我都记着呢。俗话说,滴水之恩,当涌泉相报,我拿什么报呢?

我一时悲凉,一时气愤,心里五味杂陈,百感交集,只想一头撞到墙上去。我怎么活得这么窝囊?这么憋屈?说起来我是个大学教师,走出来也人五人六,体体面面的。可我算是什么东西?!我怎么就割不断这层关系?怎么就扒不掉“农民”这层皮呢?我心里说,我都快要给逼死了。我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。

上午,我刚刚跟系里的主任吵了一架。老魏是个好人。一直对我很赏识、很照顾。就连我的职称,我的讲师资格,都是人家老魏给争取的。评讲师需要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三篇论文,可那时候我只发表了两篇,有两篇还在“路上”呢……是人家老魏在评委会上力排众议,给我争取来了一个指标。可老魏也开始对我有意见了。老魏一激动喜欢叩桌子角,他的指头弯起来在办公桌上连连敲击着说:志鹏,做学问应该心无旁骛!不鸣则已,一鸣惊人,不飞则已,一飞冲天!你说说,你都干了些什么?我说:我怎么了?老魏指着我的鼻子说:你,堕落。你,怎么能这个样子呢?一个做学问的人,不老老实实做学问,整天勾勾连连,到处拉关系?还到处伸手问人家借钱?!一个知识分子,应该视金钱如粪土!你看看你?成什么样子了?一身的农民习气……说实话,那一刻我很不冷静,我就像是给人揭了秃疮上的疤,我就像是让人踩住了老鼠尾巴,“农民习气”这四个字太扎心,是我最不爱听的。我一下子暴跳如雷!我把手里的书往桌上一摔,说:我他妈就是“农民”。谁不是“农民”?查一查,查三代,谁敢说他不是“农民”?!老魏气得嘴角上冒白沫,他没想到我居然出言不逊,敢顶撞他?!老魏的语调突然低下来了,他无比失望地说:好,下不为例,我再也不说你了。你走吧。我当时一怔,赶忙挽回。我说:魏主任,对不起,我不是有意的……他摆摆手:不说了,不要再说了。

现在想想,人家老魏说的对呀。我是个做学问的人,我好不容易、连骨碌带爬地逃出来了。我何必呢……我要割断与无梁村的一切联系。我必须割断这种扯不断理还乱的“狗狗秧”关系。不然的话,我一天也不得安生!

我一路走,一路安慰自己:不是你不想救,是你救不了他们。他们没文化,不知道脑瘫是一个什么概念。我查过资料,脑瘫就是新生儿先天性缺氧缺血性脑病、脑损伤并发的综合征,而且就目前的医疗状况来说,全世界尚无特殊治疗方法……那就是个无底洞!我不能把自己填到无底洞里去。我卖脸卖够了,我再也不想求人了。

我对自己说:跑了吧。

这天夜里,我像做贼一样,又偷偷地去了一趟儿童医院。我心虚,我要看看“包袱”甩掉了没有。儿童医院门前熙熙攘攘的,到处都是抱孩子的妇女。那些孩子的哭声乱麻麻的,就像是油锅里煎出来的号角;那些妇女的眼光更可怕,一个个都像刀片一样……我尽量躲着她们,侧着身子走,我连正面对人的勇气都没有了。

我悄悄地来到后院的住院部,顺着一排病房的后墙朝着婴儿室看。看了婴儿室又去看特护室,我不知道哪个保温箱里的婴儿是六婶家的“龙凤胎”。他们不是下凡的“金童玉女”,是阎王爷派来的“小鬼小判”,他们是讨债来了。我不敢走得太近,我怕被人认出来。这时候,要是谁叫我一声“丢儿”,那会把我魂儿吓掉!

我趴在窗玻璃上往里看,灯光下,电流嗡嗡地响着,我看见患病的婴儿在一个个保温箱里躺着……孩儿,你那么小,你受罪了。孩子,这可不怨我。谁让你不托生在富贵人家呢?你要是希腊船王的女儿就好了,生下来就是亿万富翁的继承人,有整整一个顾问班子为你效劳;你要是英国皇家贵胄也行,生在白金汉宫里,有皇家御医为你操心……可你生错了地方,谁让你生在了平民百姓家呢。孩子呀,你要是有怨气,就去找阎王爷告状吧。千万别怪到我头上,我担不起呀……我心里很酸。我不是狼,我还没有变成狼呢。我只有当狐狸了,逃跑的狐狸。也许明天或者后天,老姑父就带着无梁村的人来了,他们会把我“吃”了。他们一个个会点着我的鼻子说,忘恩负义的东西!

我冤哪,我冤死了。现如今我已塌了一屁股的债,我甚至不敢到学校食堂里去吃饭,我怕人看出我的寒酸。我总是趁没人时才去打饭,我只吃五分钱的咸菜……我还知道那个名叫梅村的女学生已开始对我有点意思了。我看出来了。可我已顾不了那么多了。鲜花是人家的,美女是人家的,你是一堆臭狗屎,就不要瞎想了。

唉,我本想着,再熬上几年,评上教授职称,说不定就当上“博导”了。可我连自己的事情都解决不了,还怎么给人“解惑”?

我就是“惑”。

那晚,我在大街上整整走了一夜。

我在考虑,是不是把这个好不容易挣来的“铁饭碗”给砸了?

这几年,我已先后发表了九篇论文。我的新作就要出版了,我快要评上副教授了,还有女学生梅村的目光,媚媚的、水水的、含情脉脉的……这一切我都不想舍去。

鲜艳欲滴呀。就那声音,滴溜溜的,火焰焰的,实在是挡不住的诱惑呀。我曾告诫自己:忍住。啥贵不吃啥。可我还是忍不住偷一眼偷一眼地去看她。我说过,我不再“跑步”了。我咬着牙,苦读苦熬,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铁律。可是,从此,那梅村倒找上门来了,不时地找我提些“问题”……有几次,我在食堂里碰上她,她说:吴老师,你怎么这么晚呢?都没饭了。我说:噢噢,有点事,耽误了。我忍着,不看她,故意不看她。再后,在通往饭厅的路上,我又碰上了她几次……我发现,她是有意的。她的衣服经常换,每次都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我面前。事情就是这样,你不招惹她,她招惹你。这就是反作用力效应。有时候,距离拉得越大,向心力就越大。我有什么办法?

女学生梅村告诉我说,要常喝酸奶,酸奶养胃。我应着。我说,噢。女学生梅村说,早上最好吃一个鸡蛋。晚上最好喝一杯牛奶,吃一个苹果。我说,噢噢。可钱呢?钱。她还说,你听音乐么?日本喜多郎的,浩瀚,广袤,苍凉。你一定要听。她知道什么是苍凉?城里人,干部家庭,家里四个老人供着,还说苍凉?她不知道,我背着一座山。我不会告诉她,我也不敢告诉她,我到底是谁。我还是想看她,远远地……农家孩子,活人要紧哪。

在她面前,我还要伪装下去么?

在这里,我还要伪装多少年?

大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了,车声渐稀,天空中残缺着半个带豁口的月亮,惨白。我望着一座一座楼房,我望着那一格一格的灯光,我到现在还没混上属于自己的“灯”呢。我还需要熬很多年,才能在其中一所楼房的“格子”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盏灯。纵是这样,我也愿意熬下去。我本来就是个苦出身,我不怕吃苦。再说,这比我以前好得太多了……可那些电话淆搅了我的专家梦,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。

我一脑门子都是电话铃声。我被狗日的电话困住了,一根线就把我给拴死了。电话实在是太可怕了,我都得了电话恐惧症了。兔子说,丢,大事你办不了,小事总可以吧?你给我买几瓶农药,我地里生虫了。五方说,丢,你给我递个状子吧。也就是串个门,递给省政府,最好给省长说说我的事,老冤……铁蛋说,丢,你给我弄个文凭,假的也行,出门让我也唬唬鳖儿们。国灿说,兄弟,给你哥办个证,就是那种营业执照,操,我卖个凉粉,动不动就罚我。连成哥说,丢,你在省里,人头熟,给银行说说,也给咱贷点款……保贵说:丢丢丢,我尻,给弄两吨化肥!到时候咱五五分成,我给你回扣……狗日的电话!

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了“走”的念头,这念头如此强烈。我心里说,我得走,我得离开这里。不然的话……

我难受啊!我心里还是很难受。我把坤生哥撇在了报社门口,他还在那儿跪着呢。不知要跪到什么时候?我实在是无法面对他们……钱,在这里,成了一种声音。成了尊严的象征。钱已经把我逼到了死角里,无路可走。钱爷爷,钱奶奶,钱祖宗,我的乡亲在那儿跪着,你叫我怎么做人?!

我像游魂一样在大街上转着,从大学路,到大石桥、九孔桥、栈桥、湖北路、南京路、花园路……我对自己说,辞职吧。你没有办法,你见死不救,你也救不了谁。既然如此,你实在没脸再在这个城市里待下去了。

其实我心里熬煎着呢,我仍然担着一份心。一直到黎明时分,卖早点的小摊一个个都摆出来了,我到卖胡辣汤并代卖晨报的小摊前买了一份报纸。翻开报纸,我一眼就看见了坤生哥,坤生哥的照片上了二版的“头题”!坤生哥跪在那里,手里举着一张字……二版上有一行烫眼的黑体字:救救孩子!

我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。我对自己说,孩子有救了……你可以走了。

我之所以敢辞职,敢把饭碗给砸了,也是有原因的。

在省城的这些年,我一直与一个绰号叫“骆驼”的昔日同窗保持着书信往来……他一直在诱惑我。可以说,是他的一句话打动了我。他说:一个伟大的时代就要来到了。他还卖弄一句英文:newmoney(新钱)。我们将成为这个时代的——newmoney!

可临走之前,我还想见梅村一面。

我对自己说,做个了断吧。

其实,那只是个借口,我还藏着一份私心。我希望她能等我,等我五年。五年后,我回来娶她。古人说得好,“花开堪折直须折,莫等无花空折枝”。樱桃熟了,假若五年后再摘,那还是“樱桃”么?只怕早变成“核桃”了。我也知道,这么美丽的一个女子,她身后怕是站着一个连的追求者……可这是我此生第一次恋爱。我不抱希望,我只是这样想。妄想。

虽然不抱什么希望,可我还是想见她一面。你看,我痴心不改呀。

就要走了,我一下子变得勇敢起来。在我递了辞职报告之后,第二天夜里,我把她约到了学院的操场上。操场很大,月光下,人是墨的,一影儿一影儿的淡墨,是夜色遮蔽了我身上的“穷气”。我一无所有,可我已经有了武器。

我说:我要走了。跟你告个别。

她很惊讶,说:走?去哪儿?

我说:我辞职了。离开学院……

她说:你疯了?不会吧?

我说:就快要疯了。可惜,没疯。

她笑了,说:不发烧吧?

我说:三十七度。正常。

我说:你还不知道吧,我是个孤儿。

往下,我坦白地告诉她,我的出身,我的童年,我的成长过程……这就是我的“武器”,我早已准备好的“武器”(记住,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,你还有一件东西可以使用,那就是“诚实”)。看着对方的眼睛……有时候,“诚实”也可以当做武器。

夜色里,美人还是美人。梅村在朦胧的夜色里就像是仙人,恍恍惚惚地呈现着飘逸的、凹凸有致的身体曲线,有一种虚拟化了的淡雅之美。她的呼吸让人麻醉,就像是虚拟的仙间幻景。她的脚步声一格一格的,节律分明,就像是告别的挽歌,让人心碎。我深吸一口气,我知道我没有希望。可我还想做最后一次努力。我想好了,即如说我得不到人,我至少还能保存这么一份美好的记忆。

月光下,我们两人在操场上漫步。我很平静地讲述着“自己”,就像是诉说一个外人的故事。她静静地听着,有时候,她会突然回过身来,侧着身子,一边退着走,一边惊奇地望着我,好像在说,这就是你呀?真的是你么?有时候,她会意地笑了。笑得很含蓄,很动情,眼里流露出母性的光芒。

我告诉你吧,据我的观察,对那些家境好、出身好的女孩子来说,“诚实”一旦成为武器,是最能打动人的。

她说:童年里,你的作业本都是烟纸盒做的?

我说:是。

她说:大雪漫天,你独自一人睡在草窝里?

我说:是。

她说:三天里,你就吃一块烤红薯?

我说:是。

她说:抱着一块窑里的热砖?

我说:是。

她说:你对那块热砖说:妈,暖暖我?

我说:是。

夜色里,我看见她眼里有了泪光……

我说:我坦白地告诉你,我是个穷人……我穷得就剩下思想了。

她说:你要我等你。等你三年?

我说:是。(我没敢说五年,五年时间太长了。我怕她等不及。也许,到了一定的时候,我再告诉她,再等我两年吧。那时候,她如果真能等我三年,就不会在乎再等两年。你说是吧?)

她说:你说,三年后回来迎娶我?抱着九十九朵阿比西尼亚玫瑰。什么是阿比西尼亚玫瑰?

我说:世上最好的玫瑰。

说实话,那时候,我并不知道什么是阿比西尼亚玫瑰。我是从一本外国小说上看到的。阿比西尼亚玫瑰表达的是一个态度:我爱她。这也是我想象力的极限。三年,或者五年后,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回来?有没有这个能力?假如我回来,假如她等我……我手里一定会有九十九朵玫瑰!

当时,她并没有答应我。她说:你让我想想。我得想一想。

月光下,我望着她。我的眼舍不得离开她。四目相对,我就快要傻了,一个绝望的傻子。我说:好。再见。说完,我扭头就走。我对自己说,走。赶快走。该说的你都说了。再不走,你就失控了。到目前为止,你还正常。一旦失控,往下就不可收拾了……

现在,我也坦白地告诉你,那天晚上我所说的“真实”,只是局部的。我虽然是苦出身,也不是没人管的。我的“诚实”里有诈。

这天夜里,回去后,我躺在床上,却没有一点睡意。房间里空空的。原是三个人住的,现在一个搬走了,一个回家了,寝室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明天天一亮,我也要走了。我心乱如麻,我想着梅村,我想着村里人,我想着坤生哥,我想着躺在医院保温箱里的孩子,我还想着我的未来,这一切都不可知。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,我说过我要切断一切联系,包括……梅村。可是,下半夜的时候,我突然听到了敲门声,声音虽然很轻,一豆一豆的,但急切。

当我拉开门的时候,月光下,一股带着香气、带着肉味的甜丝丝的气息扑进了我的怀里。这是梅村。梅村一下子扑到了我的怀里,气喘吁吁地说:我睡不着。我想……暖你。让我暖暖你……我脑海里“轰”的一声,炸了!

往下,我就没法跟你说了。我崩溃了。我一泻千里……我又一次失败了。是惨败。我的痛苦是无法言说的。我哭了,满脸都是泪水,我委屈,我尴尬,我捧着光艳艳的肉体却……她小声地安慰我:你怎么了?吴老师,你别哭,这不怪你。是我不好……我无话可说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没人对我这样,我长这么大,从没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:让我暖暖你。这话足可以让我记一辈子!

那晚,我和梅村光光地躺在床上,我们赤诚相见,却……这是我的耻辱。也许,是那对“龙凤胎”害了我。那一对“龙凤胎”各自躺在医院的保温箱里,睁着一双眼睛默默地看着我,他们在嘲笑我。

我说:你……真好。

梅村说:实话告诉你,我不是处女。

梅村说:我的童年,也不幸福……

梅村说:我七岁时跟着母亲嫁到了继父家里,我继父很坏……

梅村是善良的。正是我的诚实,还有我的失败……也许是为了安慰我,梅村也坦白地讲述了她的身世。她的声音像玉米粒一样,一粒一粒地、断断续续地响在我的耳畔。可那时候,我整个人就像条死鱼。我被痛苦撕咬着,悔恨交加,脑海里嗡嗡响,根本无心听她说些什么。我只是一遍遍地恨自己的无能!我已经绝望了。

黎明时分,门响了一声,梅村走了。梅村没有责怪我。她只是悄无声息地穿好衣服,走了。

我们没有说再见。梅村,让我心痛的、我惟一爱过的女人,就这么默默地分手了。

我说过要送她玫瑰的。

——近乎于谎言的阿比西尼亚玫瑰。

一直到很多年后,我才知道,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,有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花卉市场。全球百分之九十九的玫瑰都来自这里;全世界所有最名贵的花卉也都在这里交易、定价。这里拥有花卉的最终定价权,尔后由飞机空运到世界各地。另外,当我有了钱,当我能买得起玫瑰的时候,我才知道,阿比西尼亚玫瑰并不算是世界上最好的玫瑰,它只是花期长,朵大,是玫瑰的一个品种。

是啊,当我有钱的时候,当我可以买得起任何品种的玫瑰的时候,我已经没有了爱情。我有钱买花了,可我已没有了可以送花的人。

等我后来再见到梅村的时候,她已是离了两次婚的女人,正打着第三次离婚官司,憔悴得不成样子了。见到她时,在一个大风天里,她包着头巾走在大街上,手里牵着一个孩子……一直到现在为止,我仍然认为梅村是善良的。在此意义上说,善良并不等于幸福。善良的人容易轻信,也是最容易受到蛊惑的。这是后话。

对于花卉,我了解的并不多。应该说,就我见到的、最让人惊心动魄的,还是那盆“汗血石榴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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